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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当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校园的宁静，平津地区的高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为保存中华文化命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等则西迁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随着战局进一步恶化，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西安临时大学则翻越秦岭，南迁汉中，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8月，经过几番改组，西北联合大学已分立为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5所院校，但这些同根同源的学府始终保持着血脉的联通，被统称为“西北联大”。在抗战烽火中，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南北呼应，共同擎起“文化抗战”的大旗，践行着保存文明火种的神圣使命。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主要组成院校完成了南渡北归，重返平津地区；而西北联大则“西迁南渡未北归”，其大部分院校留在了西北地区，既为建设西北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更将现代文明的基因永久镌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3月16日晚，西安临大师生2000余人告别古都，迎着料峭寒风，踏上征途。他们先搭乘火车到达宝鸡。3月17日起，师生们开始徒步翻越秦岭。他们每天摸黑启程，夜晚和衣而眠。午夜醒来，驴夫的旱烟光点如鬼火闪烁，沙哑的絮语仿佛凝固在夜风中。整整12天，他们用双脚丈量了秦岭的险峻。当他们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穿行在巍峨的秦岭与艰险的古栈道上时，沿途的村镇常会聚集起许多好奇的人群，学生们便借机进行抗日宣传。每天傍晚到达宿营地后，通讯组便会立即收听新闻广播，将重要新闻整理后张贴出来，一方面让师生们及时了解外界最新动态，另一方面也让当地居民得以知晓山外的巨大变迁。当队伍穿过鸡头关，出了石门，绿色的原野与金黄的油菜花映入眼帘，歌声和笑语也飞出了山谷，使他们心潮澎湃，疲惫顿消。3月底4月初，这支队伍终于抵达汉中。经校高层商议，将各学院分置于城固、沔县（今勉县）、南郑3个县的6处教学点。不久，学校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抗战期间曾在此地驻留过的，既有病理学家徐诵明，教育家李蒸、李书田、许寿裳，考古学家黄文弼，语言学家黎锦熙，经济学家罗章龙，历史学家陆懋德，化学家刘拓，地质学家张伯声，物理学家岳劼恒，文学翻译家曹靖华，文艺理论家杨晦，诗人于赓虞，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盛澄华，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许兴凯等名师，还有一大批热血青年，在此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岁月。其中不乏日后驰名于文坛、学术界者，如“冬天光脚穿草鞋，昂首阔步地走路”的外文系学生史承汉——后来的七月派诗人牛汉；“会演戏，长得帅”“有着苏州人的清俊风度”的历史系学生唐克蕃——后来的九叶派诗人唐祈；“河南口音重，又满脸青春痘”的政治系学生尹光荣——后来的台湾著名作家尹雪曼；立志以研究儒家哲学为“终生致力事业”，又嗜好“运动与文学”的政治系学生胡若谷——后来的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可以说，抗战时期的城固名师荟萃，英才云集，不仅是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镇，也是不能被遗忘的一个抗战文学地标。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教育文化中心有“三坝”之称，即重庆的沙坪坝、成都的华西坝和城固的古路坝。其中，西北联大所在的古路坝条件最为艰苦，因而当时流传着“华西坝是天堂，古路坝是地狱”的说法。西北联大的学生们往往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大屋子里，睡着大炕式的木床。有的甚至住在破庙里，上课得由破庙跑到教室。“下雨的时候，雨水从屋顶的缝隙中流下来，混凝着陈年积月的尘土，滴在教授的讲桌上，像是冬天火炉烟囱里淌下来的煤烟油。”这里看不到新潮的发型、精致的皮鞋和耀眼的西装；也没有脂粉、口红和高跟鞋。大多数学生都是蓝衣一袭或黑制服一套，有的甚至穿着破衣烂裤，每天“在白水青菜豆腐之间翻滚”，隔1星期能自费吃碗牛肉泡馍的都很少。

　　虽然如此，“他们没有悲哀，没有怨言”（里只《秦岭南北驰骋记》），“为了献身给抗战建国的伟大工程里，他们忘了疲倦，忘了一切个人的享受”（夏照滨《西北联大剪影》）。每天清晨，起床号将学子们从温暖的被窝里叫出来，他们到操场上跑步，做柔软体操，练习唱歌，参加整齐严肃的升旗典礼。他们白天在教室或图书馆用功读书，晚上在汽灯下勤奋地笔耕，“宁愿学习地累死，不愿闲愁地悲郁死”（牛汉《自传》）。读书之余，他们还组织经济学会、地理学会、外国语文学会，以及音乐会、漫画团、讲演团、戏剧表演团等。假期里，他们走出书斋，深入乡野，为抗敌将士开游艺会募集寒衣，募款为前线将士购买鞋袜，慰劳出征壮丁家属。家政系学生义卖自制的食品衣物，科研班普及防空防毒知识，还创办农民夜校，在“节约救国”的呼声中唤醒民众。

　　西北联大上承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的传统，校园文化活动十分丰富，与文艺有关的社团以及各种类型的读书会多达数十个，并且创办了多种壁报和刊物。西北联大校友在回忆母校的一首诗里说：“前院两堵墙，壁报满琳琅，西边政经论，东边文艺香。”说明当时校园里壁报之多，学生活动之丰富多彩。尹雪曼发起的西北文艺笔会，在诗歌、戏剧、小说、理论方面，都有很不错的成绩，暑假笔会还组织会员们赴甘肃、宁夏、青海等地考察，立志“在西北文艺的荒原上开一朵挺拔的花”，他们主编的《文艺习作》成为西北联大学子的重要文学阵地。牛汉参与发起的流火社、真理卫队和北方学社，在西安地下党的领导下，宣传革命思想，投身革命实践，成为领导西北联大学生的骨干力量。

　　西北联大的校园文学氛围十分浓厚，师生们携手并肩，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抗战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或控诉侵略者的暴行，怜悯同胞的苦难，流露出深沉的思乡之情；或记录战时校园文化生活，礼赞青春和爱情，展现青年一代的精神风貌；既有对鲁迅、钱玄同等新文学先驱的追忆，也有对萧红、李满红等青年作家的缅怀。其中，最富时代特色的主题莫过于对侵略者的控诉与憎恨。在这些作品中，侵略者或被比作“黑色的强盗”（唐祈《河边》），或被比作“恶魔”（王秉钊《黎明散歌》），或被比作“吮吸人血的野兽”（夏照滨《西北联大剪影》），师生们立志“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敌人赶尽”（尹雪曼《秦岭南北》）。此外，作品还展现了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保卫山河的英雄壮举。如黎锦熙1939年创作的《铁军抗战歌》，赞扬了高建白将军在南口、平型关、忻口等战役中的英勇事迹，书写了一曲动人心弦的抗战之歌。这些作品唱响了抗战时代的主旋律，体现出西北联大师生同仇敌忾、捍卫祖国的决心。

　　战争迫使人们远离自己的家乡亲人，他们只有通过文学作品抒发怀乡之思。尹雪曼想起“那有着广漠的平原的家乡，和躲在安静而又古老的土城里的温馨的家”（《硕鼠篇》）；王秉钊怀念着“我们的美丽的田园/五月的薰风麦浪/八月的大豆花香/还有那篱笆旁边/满树绯红的石榴桃子”（《寄祖母》）；黎风每到深秋都会回忆起家乡“满山上盖覆着晚霞似的红叶”（《红叶》）。他们的作品中频繁出现“人民”“土地”“北方的村落”等意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艾青《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名篇，如牛汉“一个寒冷的土地上/哭泣的人民/他们的血流凝结得如青色的冰”（《青色的童话》），“那旗，涨红的大脸/向落雪的平原/呼唤着战斗”（《大地底脉搏》）等诗句，都鲜明地体现出民族危亡之际青年们所具有的忧郁、悲悯和激奋的情绪，引发着我们心灵深处的共鸣与回响。

　　西北联大所在地汉中，在抗战时期大后方所演的话剧场次剧目，仅次于重庆、桂林、兰州，因而有“戏窝子”之称。西北联大校园戏剧团体非常活跃，先后有西北联大剧团、新生剧团、振中国剧社、西大秦剧社、豫剧社等。他们演出的剧目既有传统旧剧，也有新式话剧。据西北联大校友程敬扶回忆，当时的校园附近到处可见同学们排演话剧的情景，在学校小东门的莲花池畔，“有的在哭、在笑，也有人正持着手杖，弯着腰，在田地的黄土上摇摇摆摆着装出老太婆的样子”（《我们来检“梦”》），可见西北联大校园戏剧活动之繁盛。而在各种新剧团当中，活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数由尹雪曼、唐祈、夏照滨等人组织的新生剧团。他们“严肃地生活，严肃地工作，严肃地排练，把日子当成战斗的出击”。除了在校内演出，剧团还在暑期赴汉中、宝鸡、西安等地开展大规模公演活动，为伤兵、难民、前方将士募捐物资，在1940年至1942年间达到演剧的高峰，成为陕南地区的一道戏剧“热流”。

　　新生剧团在城固的演出效果甚佳，后来剧团又历尽艰险赶到汉中演出，慰劳空军战士。此后，他们又克服了恶劣的天气、糟糕的路况、敌机的轰炸等重重困难，抵达宝鸡进行公演，将募集到的资金捐给荣誉军人，并应各界要求加演了话剧《人约黄昏》《人与傀儡》，又为慰劳伤兵公演一日。随后又搭车前往西安，响应全国剧界献机运动，为“剧人号”飞机募捐。9月1日至5日，在易俗社剧院举行四幕剧《雷雨》的劳军公演。开幕之日男女演员各显身手，演出十分精彩，观众人数打破历来公演纪录。当地报纸转发消息，高度评价新生剧团的演出：“爱国热忱，至为可佩，公演数日，表演技巧纯熟，剧情深刻，尤得各界好评，故成绩亦卓卓可观。”（1940年9月15日《西北文化日报》）1941年9月，新生剧团为了给难童募捐又在西安演出了由唐祈导演的曹禺名剧《原野》。由于话剧排演精良，剧场气氛热烈，“不但在西北是一个光荣的标记，就是在全国的演出记录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1941年9月13日《工商日报》）。新生剧团在战时环境中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实属不易，他们的演出也被认为是“在西北艺坛上放一个异彩”。

　　西北联大师生不仅以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来激发斗志，更自觉地借鉴古典诗歌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家国破碎、重振中华的现代情思。抗战期间，黎锦熙、许寿裳、罗章龙、刘拓、陆懋德等人都创作了大量旧体诗。罗章龙《秦麓草堂述怀》“授徒惭自了，树木盼成林”，刘拓《辛巳乐城春禊》中“转徙存完卵，栽培衍嫩枝”，与屈原《离骚》中“滋兰九畹”“树蕙百亩”旨趣相通；许寿裳《成都飞昆明机中》的“漂泊生涯亦自耽，忽从西北到西南”，脱胎于杜甫的“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其一》）。刘拓《苏幕遮》：“夜方阑，风乍烈。鼙鼓东来，震破卢沟月。猛兽横行人迹绝。肠断金陵，梦绕燕山缺。吊忠魂，埋暴骨。仰问穹苍，此耻何时雪。浩劫当头宜自决。三户犹存，曷患秦难灭。”意绪慷慨激昂，词风豪迈悲壮，与南宋豪放派词相近。这些旧体诗不仅反映了他们在西迁南渡中的漂泊经历，也流露出对战事的隐忧和时局的关注，彰显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