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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彭康还撰写了《哲学的任务》《思维与存在——辩证法的唯物论》等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文章，发表《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新文化底根本立场》等论文和时评。1929年，彭康的七篇哲学论文结集出版，名为《前奏曲》。他在书的前言中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指出：时下形形的流行理论是否能够“合理地正确地解释这个世界和社会？”在中国正在变革的社会状态下，这些理论“是否能切中实际”，“是否能给予一般人们以精神的武器？”他认为，切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斗争”的理论已经出现了，“它所根据的方法——唯物的辩证法”（《彭康文集》,132页）。“这种方法是现实世界和社会本来的发展形态，所以是正确而有实践性的。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把握这个方法来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以达到真理，以建立指导行动的理论”（《彭康文集》,133页）。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彭康先后担任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华东局的领导职务，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编辑出版《江淮日报》《真理》等党报党刊，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组织根据地的军政干部学习理论，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时甚至流传有“远学老庄，近学彭康”的说法。他在担任华中局党校校长期间，主持了华中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整风运动，坚持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避免了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误伤的错误做法的出现，真正做到了对党负责、对革命负责、对负责。自1945年起，他先后兼任华中建设大学、华东建设大学、华东大学、山东大学校长，全面负责这些地区的宣传、文化和教育等工作，为国家建设储备政务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

　　交通大学西迁，彭康从国家建设大局出发，从交大的长远发展出发。他坚定不移，坚决果断。1957年7月，彭康主持校务委员会调整了迁校方案，并得到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由彭康实施统一领导。至1957年底，交通大学西安部分由11个系合并为9个系，23个专业；教职工总数2585人，其中校本部教职工2413人，教师1083人（含教授44人，副教授30人，讲师111人）；在校学生6881人，其中研究生17人（《西安交通大学大事记（1896—2000）》，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上海部分设7个系、19个专业；教职工总共为2300人，其中教师890人（教授69人，副教授32人，讲师232人，助教557人）；学生5078人（《上 海 交 通 大 学 纪 事（1896—2005）》（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1页）。

　　在交大西迁过程中，彭康始终坚持大局观念，置党和国家的利益于首位。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来考虑，国家利益、学校利益、个人利益要正确结合起来，我们应该在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来考虑学校利益和个人利益。”他特别强调：“学校是国家的学校，是社会主义的学校；交大是国家的交大，社会主义的交大。”因此他在西迁动员及迁校问题讨论中，反复说明“迁校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上海、西安，牵涉到整个支援西北的问题”（彭康：《就迁校问题向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师生所作的报告》，《彭康文集（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64-371页），要求大家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始终坚持交大西迁支援西北建设的方针不动摇！彭康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身先士卒这样做的。

　　在交大西迁过程中，彭康始终坚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把握教育科研工作的正确方向。彭康认为，交大是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这些工作有自己的规律，可是这一切工作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他说“我们是办学校不是办政治，但是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办学校”，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部署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这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彭康：《就交通大学迁校问题发表的个人意见》，《彭康文集（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8-363页）。他对比分析了在西安、上海进行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实事求是地指出：西安有有利的方面，也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总体而言，交大迁校对支援西部建设和交大本身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尽管西迁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但在彭康的领导下，全校师生凝聚集体的力量，以实际行动做到了迁校和教学两不误。在紧张的迁校、建校过程中，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仍然有序开展，西安交大还扩大了招生规模，建立了许多新专业、新实验室，添置了新的研究设备。

　　作为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彭康在交大师生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支持和爱戴。这与他坚强的革命意志、真诚的民主作风、深厚的理论修养、艰苦奋斗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在他领导交大工作的长期实践当中，特别是组织实施交大西迁过程中得以充分地体现。在讨论西迁问题的过程中，彭康很好地运用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广泛听取师生员工、社会内外的意见和建议，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再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进一步讨论，在集中指导下实施民主，最后由校委会作出决议，提出新方案。在讨论最激烈的那些日子里，在彭康所住的上海康平路寓所几乎每晚都要召开党委和总支负责人的碰头会。为了正确处理迁校问题，为了做到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应该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四面八方都考虑到”，彭康呕心沥血，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交大西迁是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战略行动。作为交大西迁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彭康堪称“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西迁精神的杰出典范。正是他以前瞻的战略眼光、无私的献身精神，带领着交大师生奔赴祖国西部，开辟了西安交大一片崭新的事业，以实际行动支援了大西北建设；也正是他展现卓越的领导艺术，发挥超强的管理智慧，妥善筹划了交大分设两地的方案，并且亲手搭建好上海、西安两所交大的发展平台，规划了两校的发展目标。时至今日，他曾经领导的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一个雄踞祖国的东南，一个屹立祖国的西北。一对同根生的孪生子，共同继承和发扬了交通大学优良的教学传统和严谨学风，都已跻身国内一流大学行列并正在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迈进，为国家建设、西部发展源源不断地奉献着智慧和力量。